那时我们最时髦的名字叫“胜利”

1945年9月9日,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及他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在南京向政府代表何应钦递交投降书。抗战胜利,整个中国一片欢腾。但是目前对记录这一历史时刻的书籍却极少。9月9日,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暨《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抗战胜利民间影像特辑》南京新书发布座谈会,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举行。

《我的1945 -抗战胜利回忆录》历时5年编撰完成,一共收录78位老人的回忆,他们平均年龄92岁。在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还是青少年。

《抗战胜利民间影像特辑》这本书,用了大量的各地庆祝日本投降的图片,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劫后重生的历史时刻。这些图片,绝大部分来自民间,其中有许多来自这些老人的个人相册、家族相册里,多数是第一次公开。

施顺才:1945年我在“胜利婚礼”上当花童 在现场,主办方还请来了一位当事人。他是79岁的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施顺才。1945年,他当时7岁,《抗战胜利民间影像特辑》这本书中收入他好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在婚礼上作为小花童照片。“1945胜利的时候, 在南京,那是可以说“胜利”这个词是流行语,好多人生孩子,起名字也叫胜利。一些年轻人赶时髦,选择在抗战胜利时期举行“胜利的婚礼”。”施顺才说,南京有个教堂,很多人在教堂里举行胜利婚礼。“那个教堂,我的父亲是教堂的长老。那个主管牧师叫鲍牧师,他的女儿当时六岁,我7岁,那么在举行“胜利婚礼”的时候,就选择我们这两个人作为男纱童、女纱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

施顺才说,那个时候这种“胜利婚礼”是比较时髦的,他已记不清当了多少次婚礼上的小花童了。 还有一张照片,是他全家5口人在抗战胜利后,站在燕子矶边拍的,施顺才特地把它取名为“胜利之游”。“我的大姐,那个时候是淳华小学的校长。她当时一直没结婚,她说“没胜利,我就不结婚”。后来抗战胜利了,她才举行胜利结婚。而且我大姐行了“胜利婚礼”之后,又举行了“胜利之游”。就是这张片,就把我、我母亲,站在后面的是我大姐,旁边是我大姐夫,前面是我母亲。那个躲后面的小男孩就是我。”

童林夙:1945年,我把屈辱还给日本人发布会上,84岁的童林夙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抗战史”。我在1933年12月生于上海,抗战爆发后父亲到了重庆、昆明,我们跟母亲和弟弟住在上海安乐敦康定路818号,那是个弄堂,当时有少数日本人也住在那里。有一天,弟弟被日本小孩打了,我就去和日本小孩理论,把他推到了。没想到日本小孩的父亲日本鬼子跑来要抓我,我就跑了,他穿着木屐,追不上,我在外流浪了一夜才敢回家。但没想到一回家就被那个日本鬼子发现了,他当着我妈的面,打我。我妈由于担心被人告发说我家是抗日家属而不敢阻拦,只是说,“小孩的事,大人不要管”,但是没有用,日本鬼子继续打我,我在床上躺了两天才缓过来。

1945年8月15日一早,我们得到日本人要投降的消息,很高兴。那个日本人一家要离开安乐敦,我上去就抓住衣领就把那个日本小孩打了一顿,他妈妈急的到我母亲面前告我的状,我母亲冷冷地说,“小孩的事,大人不要管”,把她顶回去,而那个日本鬼子始终没敢出来。我这时才感到扬眉吐气。9月12日,上海光复,1947年我们家搬到了南京。我们家对全国来说只是沧海一粟,却是一个缩影“如果全国每个家庭都在抗日,日本必败无疑”。

1945年:珍贵的历史镜头打开这两本书,既能看到南京受降典礼等大事件的照片,也能看到平民百姓载歌载舞的欢庆场景。既能看到低着头的普通日本士兵的照片,也能看到抗战将士们手握钢枪的场景。

1945年: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认为,过去的抗战研究,大都是很沉重的题材,而这两本书,却给了我们扬眉吐气、拍手庆贺的感觉,这种感觉,对苦难的中华民族来说,太珍贵了: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举行了侵华日军签字投降的仪式,这是我们从1840年战争以来,终于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最光辉、最激动的时刻。当时整个中国都陷入了欢腾之中,从重庆到延安,从上海南京到广大农村,都是一片欢腾,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时刻。这两本书把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用图片、文字记录下来,呈现在我们面前,意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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